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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却悲悯的大地

注:此文首发于“旧浪潮”博客,发表于《港大报》5月号评论版。 港大是一个热闹的地方,迎来送往。关注“好人”的贾樟柯来过了,关注艾滋病的艾晓明、Ruby Yang来过了,关注血泪中国的胡杰来过了,关注边缘病人的无国界医生驻香港代表来过了 ……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,都带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——那是一种关注底层的坚韧,一份直面现实的顽强,以及一片刚硬背后的心底的柔软。然而,在这热闹当中,我却记得了本港独立制片人张虹导演在胡杰见面会之后失望的一句”香港的学生没有希望了”,让人心头一凉。 让张导发此感慨的原因十分之简单:数十人的见面会上,只有“一个半”的香港同学。想必她必定十分的困惑——香港的学生,都在关注些什么呢?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,但希望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回答。然而能知道不好意思毕竟也还是好事。记得上学期的Stand Up Against Poverty活动中,一名打扮入时的所谓港大毕业生,对着很多的摄像机,微笑并且自豪地说了一句,我们很高兴,因为香港没有贫穷。可惜,我不能替她脸红。底层的不幸,若是被这社会所遗忘,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不幸。 上周笔者有幸,跟随着港大SSST(Social Service Support Team)小组,在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了香港的露宿者。那夜风雨交加,我见到某位露宿者黑黝黝的床垫已经湿了大半,下面倏然地钻出一只蟑螂,而周围不曾散去的,是狗粪的味道。我无言并且心酸,而他们毕竟也是香港的合法居民,是和港大的莘莘学子一样,行走在这个“世界城市”的土地上的。罗素在其自传的序言《我为何而生》中深沉地说过,“对爱情的渴望,对知识的追求,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,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”。当港大的精英们轻易获得了前两者的时候,是否还能想起那第三种宽容而博大的情怀。 然而,同情,若仅仅是同情,却极易变质。我偶尔会怀念那样的一道风景: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”进城务工者”(民工),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递上的问卷答题,面朝夕阳。这是去年的夏天,当我在江苏南京民工村做社会调查之后,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。我不得不承认,当我最初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,不可避免的带着一种”俯视”的姿态,那是一种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小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,对于那些在生活的边缘挣命的满身是汗的人群的俯视。这种俯视的目光,由同情开始,中间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——理智、尊重、理解、爱,但又以同情结束——因为我无力承担那许多,或者说没有胆量去承担。然而,我明白自己的错误——它是”遗忘”之外的另一种错误,两者同样致命——它混杂着高傲与胆怯,最终勒令自己置身事外,以一个站在高处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苦难。 看,看!这目光,可否不要那样的冰冷?这目光,可否带上一丝热血的温度?余世存在《十月诗草之五:歌拟奥登》中有这样的一段“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,就像我们的匮乏 / 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,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 / 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,弟兄们,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”,而这里的“我们”,便是那些流离在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们——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分。当学者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与着抽象的概念博弈之时,当教授们在人数寥寥的课堂上对着打盹的学生lecturing之时,那概念与授课中的主角,或许正在无奈、痛楚、泪水、梦魇、尖叫之中彷徨无路。记得胡杰导演在拍摄以时刻出没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为主角的《远山》中,有意将那些满身满脸炭黑的矿工们拍得高大——胡导明言,这是为了尊重。那一种平视,乃至仰视的眼光,才是针对“精英式旁观”的药方。 以上所述的两者——遗忘与旁观,恰恰是如今面对底层的最普遍的两种态度。若还有第三种,那么猪年的春晚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——当观众的眼泪成功的被《心里话》煽动出了眼眶的时候,导演或许十分满意于此动情点的成功,然而——痛苦之被公开而艺术化,正是让痛苦再度加倍;而不幸之被展示而博取同情,正是让不幸二次受难。廉价的“催情”,在这个社会中,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意义。中国的社会,正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,飞速的旋转着。把它当作一个“金字塔型”,倒不如换置为另一个“倒金字塔”的可怕情景——极少数的精英群体,作为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支点,而上面背负着的是数亿弱势群体,在挣扎,在呼喊,或者在沉默中绝望。 划笔致此,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带有“玩世现实主义”的画面,充斥着夸张的表情,仿佛能从中听到贪婪的狂笑以及碎心的哭嚎——这荒诞令人欲哭无泪,而这样的一幕新喜剧,恰恰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。少一些无知,少一些冰冷,少一些煽情,或许这个螺旋才能不致于转到太快,以致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们,在晕眩之余,不被抛甩出去,甚至在整个螺旋的爆炸中灰飞烟灭——就这样吧,我的愿望。 YoL 4.20, 2007 凌晨2时

大学五件事及其他

未到香港之前,便早早听闻了“大学五件事”——读书,住Hall,上庄,Part Time,拍拖。 未到港大之前,也早早知道了学校的校训:Sapientia et Virtus,中文则为“明德格物”。 然而,总还是觉得缺了一些什么。 最近的一次Interview问我,想对校长说些什么。我回答说,重塑大学精神。可惜同组的兴趣并不在此,很快便转到了住Hall这个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去了。精神之话题的结束相当简洁——某同学优雅地朝着校标一指,微微扬起头说,“瞧,这精神不是在那儿么!”那可真不错,原来港大的精神,刻在每一个教室的讲台上。或者,这精神也会趁着Lecture中间同学们的出出入入,逃点儿出来,在空气里飘浮着,感染感染停不下来的我们? 那个没地儿贴校标的开心公园,却是我喜欢待的地方。没事儿的时候,一个人静静地在那四周的长凳上坐一小会儿,看着眼前人流穿梭。每一个港大的学生,都是那样的年轻而充满朝气。这个不大的地方,会有人捧着课本等待同学来一起准备Presentation,会有人穿着Hall衫三五成群,会有人西装革履散发传单,会有人步履匆匆在天地堂之间去做一趟补习,更会有人亲昵走过你侬我侬。五件事,都齐全了,似乎便是让我看到了港大学生的全部。然而并没有。我还在这里参加过STAND UP against Poverty的Campaign,我还在这里看到过为香港微弱的普选未来而努力的政治人,我还在这里和友人畅谈过中国的难处以及前景,我还在这里接过了文化学者龙应台的亲笔签名。这些,都让我有些儿相信前面所说的,或许精神真有那么一点儿在校标上,并且还真有点儿逃得如此的远,在这小小的广场上彰显它的存在。 可这,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?校训或许人人都知道,尽管无论是拉丁文还是从《大学》那里引来的古中文,都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合时宜——那么,它的不合时宜究竟是否还真正带有存在的价值?若说港大真有她的精神存在,这精神,是否已经,或者说,是否有可能,植入到我的骨子里呢?当我三年之后完成学业离开这方校园,我是否能微笑的对自己说,我不仅尝试了五件事,并且真正懂得并学会了明德格物?这些问题,若是送给任何一个在孙中山先生像边走过的同学,又能收获怎样的回答? 大约一年前,当我在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上、肃穆之中静立的时候,我大约是不会想到,如今我在他曾经到过的地方读书,并且日日路过他的塑像,尽管从未停步瞻仰。我更是不会想到,这一个张爱玲走过、朱光潜留过、许地山待过、陈寅恪路过的校园,竟然只剩孙中山,而已经全无了他们的痕迹——或者是,也与那精神一般,飘在了空气中?我倒也希望答案是后者,因为若是如此,孙文先生也约摸不会孑然在那莲花池边,坐得太寂寞。 论到陈寅恪,却也想到了他所定义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: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与内地高校相比,港大是相对幸运的。至少,当你向往独立、憧憬自由的时候,不会有人来给你当头棒喝。我依然记得走进港大校园的第一天,下着微微的雨,我在六四纪念柱前徘徊,一个小女孩在雨中玩耍。柱上扭曲而哀伤的面孔与小女孩的笑脸一起,透过沾了雨水的镜片,在我眼里慢慢模糊。若是弃此种所拥有的幸福而不顾,则真正是港大的不幸。然而,若我们能够自豪的宣称我们已然精神独立,已然思想自由,并在此基础之上明德格物,是不是,我们就能够就此停步,以此自傲? 或许,还缺了一些什么。即使我们拥有了那智慧与那品德,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善用那智慧,我们又是否真的能够发扬那品德?或者,我们仅仅是拥有而已?Sapientia et Virtus 将是我们的翅膀。即使羽翼已丰,我们当中,有多少人愿意张开双翅,去迎向这社会,去付出这关怀,去承担这责任?而不是爱惜的珍藏着自己的羽毛,等待它的腐烂?抑或不成那雄鹰,反为那母鸡,除了给出温暖,其他什么都不剩?甚至折下自己的翅膀,送还给薄扶林道上的母校,说一句“谢谢,我已经赚够了钱,可以坐飞机”? 写到这儿,我忽然羞愧不已,觉得应该赶快去找个懂得拉丁文的同学,来教教我,校训中这两个词儿,究竟该如何的念——那蓝天上盘旋的鹰在扇动翅膀之前,或许也想知道,自己的羽毛到底是个什么颜色。 [此文为《港大报》评论版而作,DL逼近,匆匆写就,词不达意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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